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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荣誉》的“主角”是一个基层派出所,故事发生地在城乡结合部。这一回《幸福到万家》,故事发生地“万家庄”则是一个农村。无论是城乡结合部还是农村,都是基层社会的核心部分;与这两个区域相对应的,则是如今影视剧里扎堆出现的豪华大都市。此前国产剧备受诟病的一点是:主人公非富即贵、都是“精英”的化身。精英叙事固然有讲述的价值,但如果目之所及都不见基层、没有普通人,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
《警察荣誉》以基层民警的“职场剧”为外壳,经由民警对老百姓纠纷的调解,让观众窥见基层中国的深刻复杂性。而《幸福到万家》则借助了导演、编剧和赵丽颖 的IP效应,刻画了女主角何幸福进城学习最终成长的“大女主”线。
在叙事策略上,《警察荣誉》与《幸福到万家》也是高度相似。一则呈现基层中国的复杂性,尤其是“人情”与“法治”之间的博弈;二则在“法”“理”“情”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尊重法治精神,也与中国的基层社会相适应,奔赴更文明的前景。
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置换到中国基层社会,“身份”相当于“人情”,“契约”相当于“法治”。一个发展中的中国,也是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过程。在传统的人情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讲求的不是契约与法治,而是依照血缘、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亲疏远近以及规矩礼俗。
《警察荣誉》中,城乡结合部是“人情”与“法治”碰撞的激烈地带。剧中最让民警焦头烂额的,往往是那些刚“上楼”的农民之间的纠纷。比如丢了一只鸡,都能变成两个村落之间的聚众纠纷;老人遛狗不牵狗绳,把路过的小孩吓坏了,警察劝说老人得牵狗绳,老人顶嘴:我在农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牵过狗绳……
《幸福到万家》中,万家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虽然万家庄是一个十里八乡最富裕的农村,但这里的法治观念依然非常落后,万家庄仍然是在“人情”的基础上运转的。村支书
《幸福到万家》在前半段的核心戏剧冲突,就是何幸福一而再地向万善堂要说法、一而再地挑战他的权威。从万善堂儿子
作为有着丰富基层生活经验的资深编剧,赵冬苓知道在一个僵化的环境里“改变”的困难,不避讳地呈现了法、理、情之间的妥协,但也正因如此,网上对剧情发展的争议也在聚集,比如《警察荣誉》中,一对年轻的夫妇最终放弃起诉刁蛮无理的骚扰者。从警察的角度看,起诉过程耗费很长时间,年轻夫妇的生活也就没有很快恢复到平静,所以务实一点的办法是选择和解。但从公众的角度看,如果选择和解了,不就是对恶人的一种纵容?赵冬苓对这个争议做出的解释是:“社会就是在这种反复拉扯中不断进步的。如果只看到妥协和忍让,看不到在这过程中社会的进步,那是一叶障目。但如果只希望看到正义的实现而不希望其中存在着任何的妥协与综合考量,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回到《幸福到万家》,法、理、情又该如何平衡?当何幸福一路上告时,镇里的公安、县里的法官都过来“劝和”,这让何幸福的代理律师
无论如何,对这个时候的万家庄来说,当务之急是打破“人治”,让“法治”取代“人情”;农村的富裕不仅仅指涉的是物质上的富裕,还包括精神文明的焕然一新。在被“赶出”万家庄后,何幸福到城里学习法律,之后又回到万家庄,不仅开办了民宿,更给万家庄带来“法治”之风。一个农村新女性的成长背后,也是基层中国的变化缩影,《幸福到万家》由此实现以小见大的现实主义表达。(文/斯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