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直接，是和李宗翰接触下来最直观的感觉，“我又不红”“也没流量”“更没整过容”，每抛出一个问题，你在他的答案里都找不到客套、推诿。就像他说的，很多人与之初次见面总觉得这人不太好相处，时间长了会发现他其实挺“二”的。
由李宗翰主演的电视剧《奔腾岁月》和《特种兵之深入敌后》不久前刚刚收官。从早年的《一脚定江山》，到这几年引发热议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电视剧《恋爱先生》，他说，他一直试图摘掉扣在自己头上的那顶“民国第一小生”的帽子。
1 总和女生撞名改叫李宗翰
李宗翰，原名李力，力量的“力”。由于“力”字与“莉、丽、俪”等同音，从小到大，几乎每一次入学，同班都有同名的女同学。所以，李宗翰从小是被叫“李力”长大的。后来，彼时还叫李力的李宗翰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母亲带他去改了名字——李宗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起的。
也可能是名字的关系，也可能是李宗翰自身容貌和气质的关系，即使到了如今，依旧有很多人以为他是港台演员。李宗翰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呼吁“我不是港台演员，找我拍戏不需要报批的。”
李宗翰的妈妈是上海人，爸爸是北京人，父母都是搞戏曲的，也因戏曲而结缘。他从小在湖北京剧团大院长大。“我们家一楼就是排练大厅，看戏就是家常便饭。”因为生得眉清目秀，6岁那年，剧团排《铡美案》，出演秦香莲女儿的小演员有事来不了，剧团工作人员在和李宗翰的父母商量后，决定由他临时顶替。
“导演告诉我，这个阿姨演妈妈，你跟着她就行了，也没台词，说白了就是跑龙套。”这次经历，在李宗翰小小的世界里，埋下了渴望的种子。他央着妈妈给他在文化宫报了戏曲班，还去参加了戏曲小童星的比赛和选拔。“结果我一上台，就紧张，所有的唱腔忘得一干二净。我妈觉得简直太丢人了。”
后来，李宗翰的爸爸去了当地影视制作中心当摄影师，恰逢电视台要拍一部儿童公益科普片，制片人见李宗翰长得端正又聪明伶俐，说干脆让他来吧。“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四五集的短片，叫《力力的肚子为什么疼》，主要就是告诉小朋友少吃冰棍。”
2 戏曲学校做班长 俩月退学了
1985年，电视剧《诸葛亮》在湖北筹拍，当时剧组需要一个小男孩演诸葛亮的儿子。“那会儿都去各个艺术团体的大院找小演员，他们听说我们院儿有个李力演过短片，就找到了我。”
副导演带着李宗翰去见了孙光明导演，导演发现李宗翰与饰演诸葛亮的演员李法曾确有几分相似，“当时我一个人跟着导演去的剧组，他们跟我说李法曾老师演我的父亲，他就要去世了，在弥留之际，我要伤心地痛哭。”有了之前拍摄的经验，李宗翰显得格外老练，“虽然没学过表演，但是说哭就哭。”
这部戏让还在上小学的李宗翰成了武汉的名人，“跟着李法曾老师接受了很多采访，还拍了杂志封面。”但拍完也就拍完了。
直到上了初一，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到武汉招生，邻居、朋友都建议李宗翰去试试，结果他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了。“我是班长，袁泉是副班长。”这是李宗翰第一次离开家，虽然入学成绩优异，但他还是无法适应学校的艰苦生活。“我们16个人一个宿舍，厕所特别脏，我经常憋着不去。”
坚持了两个月，李宗翰跟父母商量后，决定还是退学回武汉继续上初中。虽然戏曲学院没有坚持读下去，但是这段经历却为一年后，李宗翰考北京舞蹈学院埋下了伏笔。“戏曲学院和舞蹈学院离得很近，跑步都去陶然亭公园，就感觉舞蹈学院的哥哥姐姐都是王子和公主，每天特别美地迈着八字就出来了。”
3 高薪聘请进舞团却难成C位
李宗翰回到武汉继续读书后的第二年，北京舞蹈学院到武汉招生，他立刻就报了名。“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妈正在家拖地。其实爸妈起初并不支持我考舞蹈学院，说这一次必须想好了，去了就不能再退学了。”
舞蹈需要看先天条件和自身天赋，李宗翰至今都觉得自己当年肯定是被误招到芭蕾舞专业的，“我跳民族舞跳得很好，我们不论什么专业，这些都学，每次民族舞课的时候，我总是站在中间，但是一到芭蕾舞就不是C位了。跳舞这一行，基本上在学校的时候，就能看出之后的发展了，王子就一个，上学的时候跳不上，之后肯定也是群舞，这是努不来的。”
但他依然以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而自豪，“我们学校有一件印着‘北京舞蹈学院’的背心，我去哪都穿着，夏天练完功，馊了都舍不得换。”
毕业后，李宗翰所在的班级集体被分配到了广州芭蕾舞团，“当时的广州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蓬勃发展的阶段，广州芭蕾舞团刚成立，我们是高薪分配，每个月的工资有5000块，相当不错了。”被分配后，李宗翰又回北京舞蹈学院带薪深造了一年，再回到广州的他却有点郁郁寡欢。“因为不得志，外表看似光鲜，但我很清楚自己在芭蕾这个领域已经到头了。”
恰好，从北京回广州的火车上，李宗翰认识了个朋友，闲谈中，得知对方是珠江电影制片厂副导演，对方看李宗翰相貌英俊，便留了联系方式，“当时他跟我要BP机号，我哪有呀，就留了一个他的，让我回去呼他。”
4 徐帆陶虹一句劝 超龄考入中戏
正是通过这位副导演，李宗翰开始接拍广告。“第一次拍的是个痘胶广告，董洁是主角，在前面。我们这些群演在后面搓脸。那时她在广告圈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就觉得怎么能有这么好看的姑娘。”拍一次广告的费用是500，后来涨到了800，“拍摄需要一天，我就跟舞团请三天假，请一天假扣40元，我在宿舍躺两天，还能挣680。”
拍广告的过程中，经一位化妆师介绍李宗翰去剧组当了群演，这让李宗翰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新目标。“当时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挺高的，因为一般舞蹈演员拍戏容易起范儿，大家说我还挺自然的。”
随后，李宗翰被选中出演电视剧《香港的故事》，一同出演的陶虹建议李宗翰报考专业院校，“她说：你条件这么好，在这边发展终究空间太小，你应该去考中央戏剧学院。”李宗翰妈妈还为此咨询了徐帆，“她们很早就认识，那时徐帆已经是北京人艺的台柱子了，她说我条件不错，可以试试。”
李宗翰去考中戏的时候已经超龄了，只能报大专班，他说，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因为那一届大专班的老师都是即将要退休的中戏教授，让他在大学阶段收获颇丰。
5 “民国第一小生”自称戏红人不红
李宗翰毕业那年学校已经不包分配了，但他从大三开始就戏约不断，可以自己挣学费了。排练毕业大戏时，李宗翰的一个书包被偷了，“里面积攒了我拍戏几年，所有副导演的联系方式，我坐在戏剧学院门口哭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的前途没了。然后就开始发高烧，烧了三天，去隆福医院打点滴，遇到了一个海政的副导演，他问我哪届的，说他们有一个戏叫《波涛汹涌》要找演员，”几天后，李宗翰发着烧去试了镜，被选中当上男主角。“正好毕业没地儿去，我就飞三亚拍戏去了，2000块钱一集，生活费、租房的钱都有了。”
再后来，李宗翰拍了《一脚定江山》《梧桐雨》《春去春又回》《天地有爱》等多部热播剧，并收获了“民国第一小生”的称号。
他说，其实他很想摘掉这顶帽子，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包括后来《新水浒》中的吴用，以及吴宇森监制的《剑雨》，“首先是动作戏，让很多人都吃了惊。本来剧组给我备了三个替身，我到现场做了一下伸展，武术指导就直接让替身都走了，跟我说：你可以的，对不对！然后文戏上，他们也看到了我的成熟。”
这之后，李宗翰又回归开始拍摄时装戏，“但就是戏红人不红。”
2015年，李宗翰主动请缨拍了电视剧《谜砂》，“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卧底角色，特想演。”李宗翰从没在等待一个戏的过程中那么忐忑，“《谜砂》是唯一一个。我觉得我30多了，要转变，我不能老演小生。当我知道可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兴奋，我把自己晒得很黑，吃得很胖。那部戏后来的播出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在意的是最后大家都认可了我的转变。”
6 曾拒演《恋爱先生》只因不想演渣男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饰演李雪莲的前夫秦玉河，是李宗翰这几年让人记忆深刻的一个角色。“我跟小刚导演认识那么多年，他从来都没想过找我演戏。”电影上映后，常年不联系的朋友给李宗翰发来消息，说实在太好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李宗翰可以放下偶像包袱，把脸弄“脏”。“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偶像包袱，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对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我一直都想证明这一点。”
因为有了《我不是潘金莲》，所以电视剧《恋爱先生》筹备时找到了李宗翰。“最初我是拒绝的，我在电影里尝试一个渣男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又是渣男，我不想演。制片人张为为找了我两三次，他说：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而且我们觉得这个角色不单纯是一个渣男，也许你的演绎能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
最终李宗翰还是答应了，他觉得自己鲜少把白领精英气质体现在作品中，所以造型也是他弄的，“我把我在英国定制的套装都拿来了。”
《恋爱先生》播出后，李宗翰在微博看到最多的评论就是，这几年去哪了？原来拍完电视剧《谜砂》之后，李宗翰一直在重症病房看护父亲，这一陪就是两年多。“中间就拍了一个《我不是潘金莲》，因为戏份不是很多。《谜砂》播完最后一集，我爸走的，播出反响也一般，所以可能给人感觉我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7 “不好相处”的他其实有时很“二”
如今，李宗翰每年只接一两部戏，“再接第三部我就觉得有点多了。我其实再回来拍戏，已经马不停蹄了。我觉得这样对保持演戏的热情比较有帮助。”李宗翰说，其实他对这个行业已经没什么热爱了，仅仅只是热爱演员这个职业。“以前大家还叫演员，现在都叫明星、艺人。大家对演员的看法有点以偏概全，比如我们都是整容的，我们都是不好好演戏的，我们都是拿了很多钱的。实际上我知道有一批和我一样的演员都是一直在认真演戏的。”
李宗翰从不遮遮掩掩，比如有戏找过来，他会说：“我又不是流量艺人，为什么找我？”他也会很直白地和别人讲：“我也不红呀！”甚至会跟路人“吵架”，“前几天我去办事，有一个女生看见我后，就大喊：你就是那个‘坏人’！然后我就回怼她：我怎么就坏了！”
直脾气的李宗翰，总给人不好相处的感觉，每次刚进组大家都不敢跟他说话，等接触多了，很多人就发现“你也挺二的。”
对于整容，李宗翰的回答也很直接，“这个没什么好回避的，我没整过容，我一直都长这样。我坚持健身，排汗相当于排毒，一有时间就给皮肤补水，而且我不酗酒、不抽烟，少熬夜，11点多就睡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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